比较文学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一直是它不断确立自身研究合法性的前提，这种兼容并包和理论话语的整合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无穷的活力和广阔的视野。比较文学近二十年来重要变化之一，是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的兴起所形成的丰富的学科互动关系。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比较文学学科框架的转型，而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研究范式当然不同于经典的学科建制，但文化研究的基本命题和方式：关注并讨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别社会文化的命题，却无疑吻合于比较文学的学科精髓。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话，构筑新的理论图景，这无疑将大大促进交往、对话和理解，乃至更具体的文化参与与文化实践。
事实上，文化及其问题从来都是文学研究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而在21世纪初的今天，文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科学和技术研究中都可看到文化研究的在场。文化研究中的“研究”指称的是对某一领域所进行的探询和考察，那么，“文化研究”是否是对“文化”的研究呢？众所周知，“文化”是最难加以定义的一个十分庞杂的名词：人类学家可以认为“文化就是指社会行为”，而其他学科的学者可以认为“文化是社会行为的抽象化”。一些人曾认为石器、陶器、舞蹈、音乐、时装及风格等等共同构成了“文化”，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文化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当中”。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认为：文化包括生产的结构、家庭的结构、表述或者操控社会关系的建制的结构，以及社会成员们相互交流的诸种特定的形式。从威廉斯的定义可以看出，我们很难为文化研究界定一个清晰的研究领域。与其说文化研究是对文化的研究，不如说文化研究肇始于对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的关注（威廉斯实际上把文化界定为一种广阔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概念，以其用来描述一系列的人类实践），然后从社会科学学科和人文科学学科中汲取理论和方法论，把文本分析的细读和更宏观的社会学视点结合起来，把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悟和对社会现实困境的关怀同时纳入自身研究的内在坐标系之内。具体到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发祥地：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相对明确地指称着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指称着对日常生活中我们司空见惯，因而熟视无睹的诸多仪式及其背后的关于阶级、性别、种族的社会常识系统的关注。文化研究当然是一种批评方法和研究路径，但是它直接承继了学人们对“有机知识份子”和“有效践行的知识份子”的理想。
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上看非常不同，但是它们的内在脉络是非常的相通和契合的：比较文学也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与文化研究一样，更近乎于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既存在与人们对美学的热爱和对科学的执着之中，也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感知经验和人们对社会生活和人类当下境遇的关注和焦虑当中。
文化研究始于学院体制外的非主流的知识传统，致力于在各种文化形式中揭示权力的运作过程，但是它现在无疑已经成为了一种学科和学术建制及其权力结构的一部分。通过成功地进入知识工业，文化研究已经抽象化和高度技术化、专业化，与它原初所关注的人民的生活和日常现实必然产生一些距离，而文化研究的合法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确立，仍然信守它最初的关于抵抗的承诺。
事实上，真正的危险来自于技术与商业所结成的巨大联盟。美国新经济的巨大胜利掩盖了发展不平衡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悲惨境遇，泡沫经济和新媒体所许诺的繁荣前景令所有身处窘境的“人民”对发展无从质疑。
文化研究今日所面临的危机可以说是人文学科所共同要面对的问题：人文科学及其知识架构、知识范型正在经历着空前的被边缘化和琐屑化，信息技术的高度民主、发达和前所未有的普及并没有使人们的感知变得更加敏锐和独立，恰恰相反，资本的逻辑渗透进了所有的地方，并凭借新技术的巨大力量巩固了其强势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另一种选择已经不复存在。
但无论如何，知识份子仍然拥有质疑的权力和可能，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参与。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以及所有的人文学科诚然是当代教育制度和学科建制化的产物，但其中所蕴涵的巨大的人文精神是唯一可能对抗资本逻辑的力量。
同时，研究者们也认识到，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确实面对着某种失去边界的危机。科际整合不应当意味着人文科学融入甚至消没在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之中。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在21世纪具有更加富有希望的未来，它所面对的文化和文学现实更加繁杂，而科学研究工作的理论建设也更加成熟，它们继续对一切不可预知的、难以想像的和不期而至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胸怀和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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